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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33322.cc福尔摩斯姓“福”不是因为福建人而是因为这个上海人

发布时间:2019-11-13 点击数:

  Sherlock Holmes怎么变成了“福”尔摩斯,而不是“侯”尔摩斯?因为第一个翻译者是福建人林纾,分不清f和h?这种说法曾在网上广为流传,但真相并非如此——真是应了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:没有什么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更能迷惑人了。

  《北京晚报》曾刊文对此作了详细解释,根据作者姜宝君的考证,林纾不是第一个将Holmes翻译成“福尔摩斯”的人,而且也不是翻译“福尔摩斯”最多的人。

  林纾,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,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他并不懂外文。1897年,他与精通法文的海归友人王寿昌合译了第一本翻译小说: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,从此走上翻译小说之路。林纾的翻译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,他被称为“以中国古文笔法翻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”,他一共翻译了约160余部外国小说。

  虽然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,但林纾只翻译了一本福尔摩斯,就是1908年的《歇洛克奇案开场》,原著名为《血字的研究》(A Study in Scarlet)。在书里,林纾将Sherlock Holmes全名译为“歇洛克•福尔摩斯”,然而早在这之前,“福尔摩斯”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译法了。

  常大利所著的《世界侦探小说漫谈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Holmes的中文翻译史:

  1896年 上海《时务报》率先以连载形式陆续刊登了一系列福尔摩斯作品,主人公的姓氏被译为“呵尔唔斯”;

  1901年 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6篇福尔摩斯小说,Holmes的名字首次被译作“福”字开头的“福而摩司”,Watson则首次被翻译作“华生”;

  1902年 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一部福尔摩斯小说集,收录了7篇系列故事,“福尔摩斯”的译名已经和现在的标准译名完全相同;

  1903-1906年 小说林社、商务印书馆等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福尔摩斯小说,由此,“福尔摩斯”一直沿用下来。

  黄鼎和张在新最早将Holmes翻译成“福”字开头的名字,他们又是何许人也?

  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南洋公学—交通大学年谱(1896-1949)》一书,收录了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入学的人员名单,“张在新(惕铭,上海)”赫然在列,由此可见,张在新籍贯上海。

  相关文献提到黄鼎的名字时,常将他和张在新放在一起,少有对他们各自的介绍。郭延礼所著的《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》中提到:1901年开始,黄鼎和张在新开始合作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,1902年他们又翻译出版了柯南•道尔的《议探案》,“主要译者黄鼎,系美国留学生,精通英语,故此书的翻译较忠实于原著。”

  在此线索指引下,姜宝君进一步考证推断:黄鼎即弗吉尼亚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黄佐廷。也有学者将其名写作“黄佐庭”,英文名为Theodore Ting Wong(T. T. Wong)。

  这一点得到了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(Justin O’Jack)的确认。“确实有一些历史文献可以证明这点。比如,清华学校曾于1917年出版了《游美同学录》一书,其中提到:‘黄鼎,字佐廷’,同时列出了他的英文名T. T. Wong。所以可以肯定:黄鼎和黄佐廷确为同一人。”欧君廷说。

  根据《游美同学录》一书记载,黄鼎,字佐廷,英文名为T.T. Wong。

  欧君廷还介绍说,黄佐廷从1894年到1896年在弗大读了约两个半学年,并没有获取本科学位——这在当时很正常。“在那个年代,大部分学生只要获取每门课的结业证书就够了,很少有人寻求本科学位。”欧君廷说,“弗大从1825年开始招收国际学生,但直到黄佐廷入学前的近70年间总共只有25名外国学生。1894-1895学年,即黄佐廷入学时,他是全校4个国际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学生。他在这里学习了希腊语、历史学、英语文学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化学等课程。”

  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名录(1894-1895)中,黄佐廷名字赫然在列,且显示他是来自上海的生源。

  1918年9月黄佐廷在美国填报的一战征兵登记信息显示他1876年出生。

  档案资料显示,黄佐廷1876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。这么说来,“福尔摩斯”这个译名跟“福建”一点关系也没有?倒也不尽然,黄佐廷的祖籍是福建。

  欧君廷对黄佐廷做了大量研究,据他介绍,黄佐廷的父亲黄光彩是福建厦门人,青少年时期即迁至上海。

  父子之间是否会用福建方言交流呢?福建口音在从小在上海长大的黄佐廷身上能留下多少痕迹?或许上海话对他的影响更大?

  无独有偶——事实上,老派上海方言中也存在f和h不分的现象(虽然如今比较少见)。据著名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介绍,“老上海话里,‘福’和‘忽’同音,念ho。现在奉贤老人还把‘奉贤’说成老音‘红贤’。旧上海话把奉化来沪的‘奉帮’裁缝说成‘红帮’,把‘风’说成‘轰’。”

  一百多年前,母语方言对译者的影响恐怕已无法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在黄佐廷使用“福而摩司”仅仅一年之后,即1902年,文明书局出版的《续包探案》中,译者就将“福而摩司”改成了“福尔摩斯”,而后者一直沿用至今。这至少说明,以“福”开头的译名在当时是被认可的。

  根据姜宝君分析,黄鼎用“福而摩司”或许不是无意为之,甚至有可能是故意为之。正如当年国内乐迷将The Beatles翻译成“披头士”乐队,虽然“披”的声母p与英文Beatles的b有显著差异,但一个“披”字却让这个乐队的形象跃然纸上——很显然,不能说译者p与b不分。“黄鼎在翻译时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呢?他或许在想,Holmes在危难关头总是峰回路转,多少有一点点‘福气’吧?”

  黄佐廷和张在新这对“黄金搭档”合作翻译了许多英文著作,成就斐然,为当时的人们拓宽视野、认识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俩人都是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成员,该机构由西学专斋首任总理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1902年在上海设立。

  李提摩太所著《万众皈依》一书中收录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全体职工合影。前排右二为李提摩太,前排右一为黄佐廷。

  从1902年至1908年的6年时间内,黄鼎、张在新等10多名中国译员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、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外国名著共23种,包括《克洛特天演学》、《最新天文图志》、《最新地文图志》、《世界名人传略》等。

 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《世界名人传略》版权页中“译述者”一栏注有:同安黄鼎,上海张在新。

  黄、张二人还翻译了《迈尔通史》(Myers’ General History),由黄佐廷口译,张在新笔述。张在新在序言末尾写道,“英儒李提摩太先生经始山西大学堂,首举是书。属黄君与余译之,将以备我国学校之用”。

  1912年,《迈尔通史》再版,内页上注有“同安黄佐廷口译,上海张在新笔述”字样。

  这本书在清末民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史书,原作者为美国人迈尔(P. V. N. Myers),影响了一代人,包括茅盾在内。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中译本同样获得了广泛好评。当时的大学者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删润。张椿年在《从信仰到理性——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》中指出,《迈尔通史》提到了“文艺复兴”一词,“第十四周初,意大利人喜观腊丁,希腊之文学、技艺,于是两国之文艺复兴”。随着《迈尔通史》的广为流行,“文艺复兴”一词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。

  黄佐廷曾在美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,19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,1892年开始先在弗吉尼亚的圣公会高中读书,之后于1894年被弗吉尼亚大学录取。据其同学及好友埃德蒙•李(Edmund J. Lee)回忆,在弗吉尼亚读书期间,“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他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。他的英语流利、纯正,近乎完美,完全不像外国人。”身为牧师的埃德蒙后来也来到中国,在安庆等地传教。

  欧君廷介绍,黄佐廷在弗吉尼亚读书期间,就是该校圣公会高中俱乐部(Episcopal High School Club at UVA)的活跃成员。“他在弗大的最后一年住在西草坪49号的一个单人间里,那是我校创始人杰斐逊总统于1814年亲自为教职工和学生设计的宿舍楼,非常具有历史意义。至少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,最后一年住在那里是本科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,由校领导、学生领袖组成专职委员会根据学术成绩、校内表现等综合考量择优选定入住者。”

  弗大校史档案显示1895年黄佐廷作为本科生,参加了该校圣公会高中俱乐部。[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]

  圣公会高中学生创办的报纸Lightning Bug编辑部成员合影,1893-1894年黄佐廷(三排左一)曾是该报编辑团队成员。[图片由Episcopal High School Archives友情提供]

  1897年的弗大档案资料显示黄佐廷来自上海,住在西草坪49号。[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]

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美国圣公会派遣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传教士文惠廉(William Jones Boone)来到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,15岁的黄光彩曾在他家做帮工。值得一提的是,文惠廉毕业于弗吉尼亚神学院(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),该院附属的圣公会高中就位于隔壁,这或许就是后来黄光彩安排儿子前往弗吉尼亚读书的原因之一。

  1843年,文惠廉回美国时带上了黄光彩——这比容闳留美还早5年。黄光彩英语流利,但没有记录显示他曾在美国入学。1844年12月,黄光彩随文惠廉离开美国,www.33322.cc。返回中国。

  1846年4月12日复活节,19岁的黄光彩接受文惠廉施洗,成为美国圣公会首位华人基督教徒。同年,文惠廉在虹口王家码头创办“大美圣公会学堂”,黄光彩是他的左膀右臂。1851年9月,黄光彩成为圣公会在华首位华人执事(deacon);1853年,文惠廉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美国圣公会救主堂,黄光彩主持这家教堂的中文礼拜达35年之久;1863年他成为第一位与洋人传教士平起平坐的中国牧师(会吏,priest)。

  黄光彩的妻子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上海第一所寄宿女校——文纪女校的第一位受洗基督教徒。他们育有十名子女,但只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成人。长女黄素娥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(St. Mary’s Hall)首任校长,嫁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、美国人卜舫济(Francis Pott)。黄佐廷则是黄光彩最小的儿子。

  1901年弗吉尼亚大学校友刊物上的资讯显示,黄佐廷当时正在官办上海学校任教,还是前台湾巡抚的家庭教师。[图片由弗吉尼亚大学友情提供]

  1897年1月,黄佐廷从美国留学回来后,进入母校圣约翰教书。1900年,他参与创办了圣约翰大学校友会;同年,他和世交颜惠庆等人共同参与创办了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。黄佐廷热爱文字和教育工作,1902年,他用英文撰写了《中国历史朝代编年表》一书;1905年他和颜惠庆曾一起编辑《华英字典》,这部字典收入的词条达四万余条,内容丰富,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  “颜惠庆追随黄佐廷的足迹,先后在弗吉尼亚圣公会高中和弗吉尼亚大学读书。他是在弗大获得学位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,也是我校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,”欧君廷说。两个最早在弗大留学的上海学生,在接受了美式教育熏陶后,回到祖国,为普及国内英语教育、提高国人知识素养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 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《华英字典》版权页显示:校订者为上海颜惠庆、上海黄鼎。

  黄佐廷的妻子是中西女塾(McTyeire School)首届七名毕业生之一的无锡名媛薛葩,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首任会长。他们育有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,其中一女不幸早夭。

  黄佐廷曾考取进士。1909年,他觅得第一份官职,管理刚通行的宁沪铁路。1911年,他被委任为留美学生监督,常驻华盛顿。1916年,留美项目开始招收女生,薛葩负责带首批十名女生出国。同年,因工作表现优异,黄佐廷获得北洋政府颁发的“嘉禾勋章”。

  1919年1月29日晚上,黄佐廷和两位同事在华盛顿的游美学务处惨遭枪杀,案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。虽然没有确定真凶,但这桩百年悬案却意外推动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进步。

  《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报》1919年3月刊专门发文,对黄佐廷等人的死讯表示沉痛哀悼,文中对黄佐廷褒奖之词甚多,称他为人正直,广受爱戴,对学生们宛如慈父。

  根据1920年3月8日的《申报》记载,黄佐廷的灵柩直到那年2月14日才抵沪,“据闻死者之身、曾用美国新发明之药水熏染、故时经一年久之、并未腐烂”;3月7日,在沪亲友在美国圣公会救主堂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,吊唁者达700多人,仪式上“钟鸣四十五下、以表黄君享年之数”“黄君灵柩、为美国最高等者、价值九百金洋”“ 礼毕、用头等西式材车、发引至静安寺路西国坟山安葬、来宾大半亲自送往、由约翰大学卜舫济监督主理”。

  黄佐廷为人清廉,身后仅留下一屋,薛葩不得不将原居所卖出套现,购入静安区赫德路(Hart Road)675号(现常德路),再将该屋按给银行举债。这套洋房除一部分家属自住外,薛葩把大部分房舍用来建立了黄氏女学(Wong’s Academy for Girls),继续丈夫的遗志,大力推动教育事业。

  薛葩还将几个子女全部送往国外留学。比如,长女黄倩英曾在密歇根大学进修,是该校第七位获得巴伯奖学金(Barbour Scholarship,用于培养杰出的女性亚裔学生)的学生。三女黄倩仪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。四女黄倩鸿曾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深造。长子黄开平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艾姆赫斯特学院(Amherst College)政治系,后跟随颜惠庆进入外交圈,曾出任驻美大使馆外交参赞。次子黄宣平曾在美国底特律的通用汽车总部工程科研部工作,后来成为非常成功的商人,并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,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董会主席。

  黄倩仪、黄倩鸿、黄开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,都曾在黄氏女学任教。对教育的重视成了黄家人一以贯之的重要传统。

  《福尔摩斯从何来——“探案”黄鼎》,作者:姜宝君,2015年3月31日刊于《北京晚报—北晚新视觉网》

  《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》,作者:郭延礼,《外国文学研究》,1996年第3期

  《1949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情况考释》,作者:林晓雯、裴广红,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3月刊

  《东成西就: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》,作者:罗元旭,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出版,2014年5月

  特别鸣谢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(Justin O’Jack)对本文的撰写给予的帮助!